10月25日，刚过完50周岁生日的前央视著名主持人李咏，在与癌症斗争了17个月后不幸在美国去世。不少人在扼腕叹息的同时，开始关注赴外就医的话题。
每年，全球大约22%的新增癌症病例和27%的癌症死亡发生在中国。这几年，赴外就医的热度在不断增加，有些肿瘤患者甚至将赴外就医作为最后一搏。抛开费用问题不谈，赴外就医是不是适合所有患者？会遇到哪些困难和问题？到美国治癌症，真的更有效吗？快报采访具体案例，请患者讲述自己的求医故事。
两年前，林先生被确诊右半结肠癌，经历了两次手术两次复发转移，在国内没有找到满意的治疗方法后，2018年6月，林先生的家人通过国内一家海外医疗服务机构，走上了赴美就医之路。
昨天上午9点，快报记者通过微信语音通话，联系上了还在美国波士顿治疗的林先生和爱人沈女士（化名）。当时正值波士顿时间晚上9点，林先生刚和爱人从外面散步回来不久，说明来意要采访，林先生爽快接过电话和记者聊上了。
2016年6月初，我隐约觉得肚子疼，一阵一阵。那段时间工作特别忙，吃饭经常不规律，我以为是胃疼，不碍事，吃点止痛药，不疼了，继续工作，这点小痛，谁会往坏毛病上想啊。
在医院，做了胃镜肠镜检查，胃没事，但是肠子出了问题。当天，我被确诊得了右半结肠癌，肿瘤有6厘米大。
不敢相信，也不想接受这个结果。爱人听到这个消息，哇一下就哭了，我躲到厕所里，沉默了半个多小时。
休息大半个月后，我开始化疗。6个疗程的化疗，做了12次，结束那天正好碰上2017年的情人节。
其实，化疗期间，我身体自我感觉已经挺好了，觉得手术把病灶也切得挺干净，化疗开始后一个月，我就一边化疗一边上班了。毕竟积压了很多工作，耽误不起啊。
化疗结束后两个月，我去医院复查CT，结果显示指标都正常。我暗自庆幸，总算是打败“肿瘤君”了。
我根本没往癌症复发想，觉得是喝酒把胃喝坏了，当成胃病去医院检查，没问题。做了个CT，好像也还行，我又没当一回事。其实那时，结肠癌已经术后复发了，只是我不知道。
情况不妙，再次CT检查，医生在我的肠子里又发现了四五厘米大的肿瘤，肿瘤压迫输尿管，造成了肾积水。医生确诊我的结肠癌复发了。
不得已，我接受了复发结肠癌切除术，术后病理报告显示：肿瘤7.7cm×3cm，结肠腺癌2-3级。
三个月后，我又开始术后化疗加靶向治疗。第一次治疗，身体的反应就很大。脱发、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降到极低，浑身无力虚脱，我感觉撑不下去了，和爱人商量，终止了化疗和靶向治疗。
我开始尝试中医调理。找了当地有名的老中医，开始中药加素食调理，治疗了一个月，没有长进，身体还是很虚弱。除了肚子疼，我还开始拉肚子，一天起码拉四五次，拉水一样。
医生还是建议我要化疗。我在肿瘤科接受了国产PD-1免疫治疗的临床实验，一共做了四次，可是肿瘤并没有被抑制住，从原来的3.3cm长到了8.3cm×6.6cm，长了一倍还多。
肠梗阻治疗，要禁食，只能挂营养液来维持身体所需营养，而如果要吃靶向药，必须要进食。两者出现了矛盾，治疗停滞了。
更要命的是，经过这么一折腾，我的体重直线下降，1.76米的个子，从生病前的170斤瘦到了130斤，暴瘦了40斤啊，那时真是没人样了。我一个朋友来看我，背过去忍不住擦眼泪，偷偷跟我爱人说，太惨了。
治疗很棘手，医生似乎也没有更多的办法了。事后，爱人跟我说，那次，医生把她叫到一边嘱咐，人可能没希望了，回家养着吧。
朋友的一句话，点醒了爱人。在网上搜索了一圈，爱人找了一家国内做海外医疗服务口碑比较好的机构，开始了去美国治病的准备。
2018年5月，爱人带上我的所有病理报告、诊断资料，只身一人去了上海一家海外医疗咨询机构，咨询去美国的具体事宜。机构的医学总监薛博士接待了她。
我们一开始想去美国梅奥诊所，既然去了，总想找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医院治疗。听到我们的诉求，薛博士安排团队和梅奥诊所联系，把我的相关资料传到那边，但医院给出的治疗方案和国内相似。
这时，薛博士耐心地帮我们推荐并联系了美国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他们也愿意接收我。这家医院在癌症免疫治疗、癌症生物治疗、癌症疫苗等临床方面世界领先。
半个月后，我和爱人抵达波士顿，入住服务机构在波士顿的服务中心。那时我的状态已经很不好，肚子还是疼，走不动路，出入需要坐轮椅了。
经过多学科诊断，我的美国主治医生为我制定了双药联合的双免疫疗法，这个治疗方法，美国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刚刚加速批准通过。治疗的同时，医生还让我服用止痛药止痛。
第一个疗程的时候，我是被轮椅推着进去的，一天止痛药要吃五六颗，到第二个疗程，止痛药药量可以减半了。
第四个疗程，癌胚抗原降到了正常范围，饮食慢慢恢复了正常，体重也长了12斤。每天晚上，我都会去住的公寓楼下散步，第一次觉得，能走路真幸福啊。
2018年国庆假期第一天，我又做了一个CT检查，医生告诉我，腹腔里的肿瘤，比原来缩小了近60%，治疗是成功的，可以按照原有治疗方案，回国接受免疫治疗。
我们在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的治疗费用花了3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43万元）。如果一切顺利，下周二，我们就要回国了。
海外医疗咨询和服务机构盛诺一家创始人、董事长蔡强告诉快报记者，2011年，盛诺一家刚创办时，只有2个客户去美国看病，第二年，有7个客户，而今年截至目前，盛诺一家已为约1500个客户提供了赴外就医、体检等服务。“跟去年相比，今年的客户数量有很大比例上升，光杭州的客户量，就比去年增加了60%。出国看病的需求在不断增加。”蔡强说。
另一家海外医疗咨询和服务机构负责人涵翔医疗中国公司总经理戚美平，也感受到了看病人数增长这一最直观的变化。“今年截至目前，通过我们出国看病的客户，比去年增加了20%。”
从疾病分类来讲，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肿瘤，占出国就医人数的71%；心脏系统疾病，占出国就医总人数的5%；神经系统疾病，占出国就医总人数的5%。
其他诸如消化系统疾病、骨科疾病、泌尿系统疾病、皮肤疾病、血液系统疾病、眼科疾病等，共占出国就医总人数的19%。
而从恶性肿瘤的分类比例来讲，肺癌、乳腺癌、胃癌和结肠癌患者，占了总人数的60%-70%左右。
其中以肺癌最为多见，约占30%-40%；其次是乳腺癌，占15%-20%；胃癌和肠癌并列第三位，约占10%。
涵翔医疗公布的赴美就医疾病谱显示，肺癌、乳腺癌、视网膜母细胞瘤，占据了前三的位置。其中，50岁以上患者约占70%，男女比例分别为3∶2。
浙江省肿瘤医院副院长陈明主任医师说，治疗癌症无外乎手术、放射治疗、抗肿瘤的药物治疗三种手段，在中美两国顶尖的医疗机构，目前这些方面基本处在同一水平。
“中美两国的一些顶级医疗机构总体来讲差别不大，目前各种先进的设备及医疗条件在中国完全具备。国际上先进的手术器械、放疗设备，在国内的大医院绝对不比美国差，有些医院甚至比同级别的美国医院更先进。比如，一些肺癌的尖端放射治疗设备甚至在美国同级医院都不一定普及，但在中国医院普及度很高。”
此外，目前国际上最新的免疫药物、靶向药物也都在中国上市了，国内自主研发的免疫药物、靶向药物也将陆续上市。“可以这么说，一些新的器械、新的药物，我们中国不会比欧美迟多少。”
“当然，不可否认，美国这些先进的医疗机构在新技术与新药物的原创性研发方面领先于我们，但是这种领先并不直接反映在临床治疗上面。临床治疗一般都是应用相对成熟的方法。因此，在临床上看，中美的医疗机构没有太大差别。”在他看来，大多数情况下，患者没有必要往国外跑。
陈明副院长说，赴外就医的患者一般都有以下三种想法：一、可以得到迅速治疗；二、治疗费用自己能承受；三、治疗方式和医疗服务比国内先进很多。
浙江省肿瘤医院与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是长期合作医院，双方医院的医生交流密切。在交流过程中，陈明副院长发现，有不少国内癌症患者，一开始抱着美好的愿望选择去美国看病。
但大部分病人真正去了以后，才发现和预想的并不一样。很多患者看完门诊，了解治疗方式后，发现和国内医生提供的治疗方案并没有太大差别。“在美国，预约检查可能需要等待一两个月。整个看病周期可能远远超过国内的等待时间，而且费用也更高。”
陈明副院长说，他有一个患者在美国就医，预约一个CT要两个星期，光在门诊做诊断就要预付39000美金（折合人民币约27万），更别说整个治疗过程所有的费用了。门诊中也遇到国内的中产家庭，甚至是一些富裕的生意人，看到这昂贵的治疗费用后，掉头就回来了。
“有不少患者去国外，是奔着最新的药物和治疗方法去的。其实，对癌症或者其他疾病来讲，现行的标准就是普适性最强的治疗方案，它就好比是‘最大公约数’的道理。也就是说，按照现行的标准来治疗，对于一个病人群体来说，是受益最大的方式。贸然尝试一些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的治疗方法，风险也不小。”
杭州市中医院副院长、肿瘤内科主任中医师林胜友在从医过程中，也遇到过在国外生活、工作的肿瘤患者，最终选择回国看病。
2016年4月，他接诊了一位在西班牙居住了三十多年的华侨王先生（化名）。王先生是三期小细胞肺癌，在西班牙期间他接受了化疗，但几次化疗后，他出现了强烈的毒副反应。每天连续恶心、呕吐，也吃不下饭，同时伴随着便秘以及白细胞减少，身体快速消瘦。他的身体和意志力都受不了了，一度想放弃后续化疗。
“如果你做不了化疗就没救了。”西班牙当地医生对他说。但严重的副反应让他难以坚持继续化疗，灰心丧气的王先生决定回国治疗。
“受不了放化疗的毒副反应，能不能只吃中药治疗？”面对王先生的疑问，林院长仔细分析病情后明确地向他提出“小细胞肺癌化疗、放疗还是需要的，你的问题是不能耐受化疗；化疗的同时使用中医药，可以减轻化疗的毒副反应，帮助化疗顺利完成。”
王先生同意了林胜友医生的建议，在杭州又开始了化疗，医生根据他的病情制订化疗方案，和国外的治疗方案基本一致。在化疗期间通过中医药的干预，恶心呕吐、食欲不振、便秘、盗汗、乏力等化疗毒性反应也不明显了，王先生再也不抵触化疗了。
八个月后，王先生完成了6个疗程的化疗，其间肺部还接受了放射治疗，后来头部还接受了预防性放射治疗，中医药的配合使用，原来难以接受的化放疗顺利完成。
“很多患者赴外就医是因为国外有很多新药研究，可以去国外参与临床试验；既然是临床试验，必然存在疗效不理想的风险；此外，国外上市的新药，如今国内也会很快引进。”林胜友说。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肿瘤中心主任滕理送主任医师说，实际上，在临床手术中，我国因为人口基数大，医生手术量多，实践经验要比国外医生更丰富，手术技巧以及熟练程度甚至超过国外的医生。
滕主任说了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一个真实案例：我有一位大学同学，姓周（化名），大学毕业后去美国深造，后来在美国定居，成为一名内科医师，在美国从医已经十多年了。
去年开始，他一直肚子胀痛，食欲不振，整个人消瘦了一圈，平时能吃两碗饭，后来吃半碗就饱了。因为工作比较忙，他也没注意，认为自己可能得的是普通胃炎。
一段时间后，情况严重起来，他吃什么吐什么，不吃东西也会吐。结果查出来竟然是胃癌晚期！由于幽门梗阻，所以才会吐得厉害。
滕主任说，照理说，这种情况应该马上安排手术了，但是，同学查资料、看案例，检查出胃癌晚期后几个月才做了手术，切除了2/3的胃。手术后，配上化疗加免疫疗法，还是吃不下东西，整天吐，于是打电话向他求助。
“相对来说，美国胃癌病人比中国少，医生的临床经验没有我们国内那么丰富。”滕主任说，像他这样一天至少做3到5台胃癌手术，多的时候有7台手术，而美国的医生可能一个月才碰到三五台手术。
根据浙江省癌症中心发布的浙江省肿瘤登记地区癌症发病与死亡情况，浙江居民发病前6位的恶性肿瘤依次为——肺癌、乳腺癌、甲状腺癌、结直肠癌、胃癌和肝癌。
对大多数癌症来说，早期发现和晚期发现的结果截然不同。以胃癌为例，早期胃癌的5年生存率达到90%以上，进展期胃癌则低于20%。因此，提高对早期胃癌的发现率是防治胃癌的关键。
浙江省医学会消化学会主委、浙江省中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吕宾教授说，“实际上，日本、韩国等国家的胃癌发病率和死亡率比我国低，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手术做得比我们国内的医生好，也不在于医疗设备比我们国内的更先进，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在胃癌的早期筛查和防控方面做得比我们好。”
首先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积极乐观的情绪；坚持锻炼，保持健康体重；保证每天充足的睡眠及良好的睡眠质量，尽量不熬夜；戒烟，忌酗酒，保证丰富、全面、平衡的营养，饮食上要做到低盐、低脂肪、摄入适度高质量蛋白质、丰富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每日多种绿色蔬菜和水果等。
其次，要重视日常体检，做到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治疗。众所周知，癌症如果能早期发现，根治的机会大大增加，但要等症状出现了再去检查往往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因此在没有症状时主动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是非常有意义的。
吕蕾主任提醒，癌症高危人群更要重视定期体检。高危因素包括年龄、性别、种族、工作类型、生活习惯、特殊疾病史和家族史等，一般认为95%以上的癌症患者年龄在40岁以上，一般男性大于女性。有不良嗜好及饮食习惯、职业疾病史、特殊疾病史（肝炎、家族性息肉病）及肿瘤家族史等，都是癌症发生的高危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