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比喻,公立、民营医院都是玩球类项目的。公立医院就像是兵乓球、羽球这种小球,辉煌了很多年,有资源、有人才,但让兵乓球管理团队管足球这种大球项目,那就不灵了。”

北京陆道培血液病医院执行院长李定纲无不忧虑中国持续的工业化之后,带来的一个负效应就是肿瘤这样的恶性疾病,发病率逐渐抬头。
按照2018年2月间,中国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最新一期全国癌症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恶性肿瘤新发病例数380.4万例(全国肿瘤登记中心数据一般滞后3年)。中国新发癌症人口数约占全球新发病例的1/4,并且以每年3%左右的速度增长。
除了官方的数据之外,2016年1月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国家癌症中心赫捷院士、全国肿瘤登记中心主任陈万青教授等人撰写的《2015中国癌症统计数据》,预估2015年中国约有429.2万例新发肿瘤病例和281.4万例死亡病例。

(此文发表在全球最高影响因子“神刊”《CA: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jicians》杂志上。CA是世界上流传最广的肿瘤学术期刊,论文内容涉及癌症诊断、治疗和预防,刊物内容广受膜拜。此文也是该刊1950年发刊以来,收录的来自亚洲的唯二文章之一)
这个数字意味着,2015年的中国,平均每天就有1.2万人罹患癌症,7500人死于癌症。但别忘了,这个触目惊心得数字还是三年前的。
从医者、学者视角,李定纲的忧虑更多是在中国加速进入老龄化之后,“我们还未到癌症高发的峰值阶段!”
实际上,目前中国的癌症发病率仍比欧美一些国家要低,其原因之一是很多欧美国家早已进入了老龄社会,而癌症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老年病。
截止2017年末,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1.58亿人,总人口占比11.4%。而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和标准,中国正在迅速从“老龄化社会”(即一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7%)向“老龄社会”(65岁人口占比14%)迈进。
预计2025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3.1亿人,总人口占比迫近20%。而老龄人口的癌患率风险甚至超过30%。
巨大的人口基数、老龄社会进程、工业发展的遗毒以及经济新常态等因素叠加,使得我们势必要为肿瘤等恶性疾病的高发而付出代价。
“我们现在人均GDP还没到1万美元,正处在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阶段。按照人口密度来讲,我们比日本的经济法发展还差很远,理论上我们应该能实现日本所创造的人均经济产值。”

与《多肽链》对谈,李定纲院长用更为宏观的视角,将肿瘤这个医学范畴的问题置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情景之中,是为更显性地表达它对我们深远影响。
因病返贫的现象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病,即便是一线城市的中产阶级,谁也不敢保证遭遇一场病变会是怎样的下场。
超高的医保覆盖率,虽然为老百姓垒造起一条对抗疾病的“护城河”,但对发展中的中国而言,巨大的医疗保障支出也是国家账簿上的一笔沉重赤字。
人口老龄化加速和出生率下降带来的“人口峭壁”,给我们冲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蒙上了一层阴影。避免未富先衰,也使得推进全民健康的工程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
“工业化进程到今天,开始要让全民健康在这个时候买单、支出,它会进入一个峰值,控制之后再平稳缓降下来。”
在李定纲院长看来,旧有的医疗模式很难承载肿瘤“峰值期”的挑战,而以产业化发展来推动医疗服务水平的提升,却是条必然的路径。

深耕肿瘤多学科治疗的李定纲也正在身体力行的践行“肿瘤产业化”,同样,这也是《多肽链》专注的医疗健康细分市场之一。
而在此前的五年时间里,这个数字从2013年的729亿美元攀升到了2017年的1106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高达12.8%。预计2030年左右,全球肿瘤治疗以及辅助药物支出将超过4000亿美元。
“肿瘤防治领域在中国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万亿级的产业市场,一方面因为它有庞大的发病人群,另一方面它已经形成了2500亿元的存量市场”。

李定纲认为,中国肿瘤产业化的基本要素已经具备,而这其中,民营肿瘤专科医院一定会成为市场和资本青睐的商业机会。
之所以说,民营医院迎来机会就是因为公立医院经历了前一阶段无序的、疯狂的发展,包括肿瘤医院,现在都进入了被严格管制的状态,这也意味着其发展空间会让位于民营医院。
而市场增量空间来看,全国1.9万家民营医院中齿科、骨科、妇儿这些比较赚钱的专科医院占据了绝大多数,肿瘤专科医院还不足100家,按照2017年的数据实际上只有60多家。
“这是因为肿瘤专科医院门槛是很高的,尤其是技术壁垒。面对中晚期病患,如果没有创新的技术来支撑,就无法形成民营肿瘤医院的特色医疗优势。”
创新的新技术往往需要配置新的设备,中子、质子治疗设备动辄就是十几亿、几十亿的投入,资本门槛很高,公立医院不可能轻易获准斥巨资兴建。这块放给民营医院,就会有发展机会。
“公立医院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的饱和优势,它会继续做早期的病人,而中晚期病人更多需要寻求新技术,所以更多可能会选择民营肿瘤专科医院。”李定纲说。

技术和资本壁垒又拉动了人才壁垒。由于市场逐步的开放,医生多点执业和医生集团的兴起,都会使拥有技术的医生愿意去民营医院施己之技。
不过,民营机构要介入肿瘤专科也并非易事,在整合技术、资本、人才这些要素之后,民营机构还需要进一步正规化其管理体系、人才体系、运营体系和市场体系。
“从国外引援,从体制内公立引援,都行不太通。鲜有在大三甲医院取得辉煌的管理者能在民营医院继续取得成功的。”咎其原因,李定纲认为是“体制不同,规则不同,评价体系也不同。”
“我有一个比喻,公立、民营医院都是玩球类项目的。公立医院就像是兵乓球、羽球这种小球,辉煌了很多年,有资源、有人才,但让兵乓球管理团队管足球这种大球项目,那就不灵了。”
借用这个比喻,李定纲是要表明真正面对市场的肿瘤专科医院,与传统公立医院定位不同,构成不同,服务内涵也不同,需要从早期筛查、预警,一直到连续的、终生的、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
而这恰恰是公立医院很难去完整做的,公立医院就是看病治疗,而肿瘤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块,尤其基因检测、细胞检测等方向是民营医院要广泛开展的。
晚防晚治、晚发现,肿瘤治疗事倍功半,甚至于事无补;早防早治,早诊断,事半功倍,投入少,产出高。
“国家为什么现在制定政策,让第三方检测、病理中心、影像中心统统分离出来,走向市场化,就是未来让患者、亚健康人群看病方便,就近就医。大三甲医院就是汇集材料,用经验智慧为患者出治疗方案。”

在这样的市场层次之下,就会形成一个肿瘤多学科协同发展的局面。在李定纲看来,这才是肿瘤产业化能够持续发展,真正落实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为病人个性化治疗提供最佳方案设计的不二路径。
“根据欧美医疗体系的经验,多学科的诊治包括肿瘤内科、外科、放射科、病理科、检验科,还有像什么微创、心理、社会志愿者等,这才叫多学科联合作战。”
这里面很关键的一点是,多学科联合作战,最终会给广大病患提供在“防”上,在“治”上,以及在“康复”上的全程支持,这个体系的形成其实带给了民营医疗无限商机的。
当然,正如前述所说,肿瘤专科医院与齿科、骨科等专科医院很大不同就是门槛和技术壁垒高得多。对于想介入这一领域的民营医疗机构而言,一定要以技术创新为特色来应对市场的挑战。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看到了像王永庆、李嘉诚这样的企业家开创了医疗机构的长庚模式、汕头大学模式,但在大健康产业投资上,中国还没有出像洛克菲勒、比尔盖茨家族那种有情怀的,不计成本投入,造福万众健康的人。”
李定纲向《多肽链》表示,虽然市场潜力很大,国家政策亦有倾斜和支持,但民营医疗在肿瘤产业化的征途上依然任重道远,也更需要出现“为善的,能长期战略投入的资本”来扶植民营机构。

“现在,需要一批从体制里走出来的,成熟的、懂技术、懂市场、懂管理,同时有激情、有进取心的人才,先在市场上去摔打磨砺,先以多点执业的形式渗透到民营医院。”
创业型的医生人才从多点执业的闸口“放出”,在李定纲看来是民营医疗机构发展最最重要的一步。而等民营医院自己大批量培养成熟的市场型人才,还得10年、20年的时间。
用职业化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从体制内脱胎换骨进入市场中,才能够真正让中国民营医疗史重现当年协和、瑞金、仁济医院的辉煌。
“快速的市场化突破了商业道德的底线,突破了健康要以人为本的体现。老百姓心目中,民营医疗绝大部分是骗子。你无法想象19000家民营医院中,莆田系居然有6000多家。”
2018年民营医院很可能会突破2万家,继续放大与公立医院数量的落差,但尴尬的是民营医院的社会承载力仍然很差,仍然只能服务15%左右的市场量。

“民营医院的承载力上不去,甚至还下滑了。我们看前100位的民营医院,其实大部分都是从原来企业医院或者公立医院改制而来。”
在李定纲看来,真正意义上的民营医院屈指可数,北京道培、广州复大、武汉亚心、三博脑科等几家通过技术创新、市场运营、人才梯队、运营管理形成了自己的品牌。除此之外,能被市场接受,被患者称赞,被同业认同者寥若星辰。
广义地讲,民营医疗还应该包括国际资本运营的机构。当年协和的发端正是在国际资本的推动之下成长起来的。
但现在,历史无法重现,李定纲认为基本上“没有机会再复制一个协和了”。虽然现在市场上也有国际大医院进入中国,但其生存现状是长期的水土不服,甚至连生存都成问题。
“水土能服的是什么呢?是本土化的人才,现在他们只是缺少市场化的实战经验洗礼。中国民营医疗中90%的骨干,都是从体制转出的,不论他们是中年下海、晚年退休还是青年学成,他们都是本土化的要素资源。”
实际上,对肿瘤的防治研究很早之前,中国就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老前辈,积淀了不少经验,只可惜很多东西被后来者淡忘了。
在李定纲的记忆中,肿瘤多学科MDT模式早在1959年左右就被金显宅教授、吴桓兴教授、李冰教授等一批行业前辈,提炼成“四点方针”: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科研与临床结合、综合治疗。

“最终,肿瘤产业化在中国落地,还是要依靠我们的前辈、先贤开创、遗留的宝贵财富,通过现在民营医院的有识之士再思考、再提炼,这可能比舶来国外经验更好使。”
李定纲对《多肽链》说,未来肿瘤产业化在中国的发展,还是要以人民需求、患者需求所一致性的本土化人才来解决发展问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