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斯里兰卡恐袭的女记者：29 岁患癌，决心回归生活，去年 9 月，29 岁的 YUAN 发现腹部有巨大的肿瘤。情况紧急，不到一天时间，她便上了手术台。
YUAN 的职业是记者，采访过不少癌症患者。她以为自己对癌症并不陌生，但化疗开始后，那种痛苦远远超出她的想象。
「为什么是我？」她一度深陷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她觉得自己只是努力生活在北京的 2000 多万普通人之一，想不出「比其他人更不健康的理由」。
2020 年 9 月 10 日下午，我昏昏沉沉地醒来。第一眼看到的是病房的天花板，右边的病床传来聊天声，意识模糊间，我伸手够了够她们。
「顺便」两个字刺得我喉咙疼，很多问题想问医生，张了张嘴，什么声音都发不出。索性阖上眼睛，猛吸了几口氧，盼着快些再度入睡。
解锁手机，拨了视频过去。喉咙里的呼吸管刚被拔掉，说话还不利索，记录显示，我们只聊了 1 分 6 秒。其间，我努力睁大眼睛，想表现得更有精神一点。
前一天上午，因为肚子剧烈疼痛，男友陪着我到家附近的医院检查。B 超结果显示，我的腹部有个巨大的肿块，最长的地方已经有 15 厘米。医生怀疑是个肿瘤，名字我比较陌生。也许是安慰我，医生还说大多是良性的，建议尽快手术。
抱着一丝侥幸，我又跑到协和医院急诊科。CT、彩超、验血……一系列检查做下来已是晚上 8 点。接诊的医生说，肿块太大了，即使是良性，也颇为凶险。建议我在科里观察一晚，次日妇科医生上班后，再商讨治疗方案。
几位要好的同事怕我胡思乱想，来医院探望我。大家聚在急诊科外的空地，像往常一样打打闹闹，讲笑话取乐，我却感受不到一丝轻松。
入夜，大家陆续散去。急诊科内没有多余的病床，我和男友在角落的 B 超间找到空位。不锈钢候诊椅很硬，令人难以入睡，为了坐得舒服些，我租了辆轮椅。
我是一名记者，常常见证疾病与死亡，自认为有超乎常人的承受力。但意外真正降临到自己头上，还是忍不住去想最坏的可能。
一切并非毫无预兆。7 月和 8 月，都有腹痛的情况出现，两次都在我出差期间，本就手忙脚乱的，便吃了些止疼药应付。
我最怕扎针，每次身体不舒服，总是拖着，不愿去医院。这次如果不是疼痛难忍，又恰好有空，恐怕我会继续拖下去。
次日一早，妇科医生赶到急诊科给我看诊。他直言不讳，表示情况非常紧急，我的肿瘤已经发生扭转，随时可能进一步扭转并最终破裂。他会尽力争取，在上午帮我加一台手术，只要我同意，可以立刻办手续。
医生破例让男友代我签字，并建议我尽快通知父母。「如果打开腹腔，发现肿瘤扭转的情况严重，或者肿瘤为恶性，并且已经扩散，建议连同卵巢一起摘除。到时候需要再签一份同意书，当然，这是最坏的情况。」
担心自己在打电话时崩溃，我请朋友帮忙通知妈妈。我们隐瞒了一些情况，说我在体检时发现囊肿，要做个小手术。从老家到北京要坐 4 个小时的高铁，我不想让父母太过着急。
妈妈还是觉察到异样，立刻打了过来。我深吸几口气，按下接听键，继续隐瞒真相，声称只是想让她来陪陪我。
放下手机，我匆匆开始术前准备。建病历、抽血、备皮、导尿……急诊科人满为患，到处排着长龙。我硬着头皮「插队」，前面的人听说我要立刻手术，全都一脸惊讶地让了位置。
急急忙忙跑完手续，手术室的接送车就来了。我一边换衣服，一边在网络上搜索注意事项。此前我从未做过手术，还没来得及「扫盲」，手机就被收走了。
用手量了量压板下缠着腹带的腰，感觉细了不少。15.5×14×12cm³，多么大的肿瘤！全部切掉，一定瘦了很多。
医生长着一张正剧小生脸，看起来不太会说谎。他白了我一眼，说术后的病理结果更加准确，让我耐心等待。
术后第二天，妈妈跑了好几家医院咨询专家，都说手术做得及时，协和的医疗条件也很好，不用太过担心。
妈妈心里有了底，才把病情完完全全地告诉了我：恶性的卵巢生殖细胞瘤，已扩散至右侧卵巢，并发生扭转。万幸，肿瘤没有破裂。
我查阅了一些论文，确认自己属于癌症早期，心里居然闪过一丝庆幸。此前，我已经开始脑补自己拿了韩剧女主角的剧本，是位癌症晚期患者了。
这种情绪很快消散。术后，我的甲胎蛋白指标依然在 7000 以上。这是一种肿瘤标志物，正常值应小于 20。
初中时，最疼爱我的外公罹患食管癌，经历了密集的放化疗，依然没能幸存。一次不成功的手术后，他离开了人世。
外公离世前的那段日子，我总是搜罗各种笑话讲给他听，他连笑的力气都没有，只是问我：「讲这些有什么意义？」
入行之初，我拍摄过一个年轻男孩的抗癌故事。和熊顿一样，他也是位漫画师，3 年前病情复发，离开人世。权健的受害家庭也曾是我的采访对象。疫情期间，我还为买不起口罩的白血病小朋友做过征集。
化疗开始前，主治医生认真地和我谈了一次，告知种种可能的副作用：脱发几乎是 100% 的，骨髓抑制也很常见，白细胞数量减少，免疫力会随之降低。除此之外，还可能出现神经炎症、肝肾中毒和心肺功能损伤，最严重的后果是猝死。
化疗方案是 3 周一个疗程，每周一次。每个疗程的第一周，需要住院 4 天，接受静脉注射，医生称为「大化疗」。其余两周是「小化疗」，在医院肌肉注射一针就能回家。
术后一周，我接受了第一次「大化疗」。药物一滴滴流入血管，很快我便坐立难安，中午吃的食物在胃里上下翻涌。双手胀了起来，像被吹了气似的，接着是胳膊和脚。
我故作轻松地调侃，「不晓得头发会一夜之间掉光，还是从中间一点点秃成地中海？」妈妈立刻红了眼眶，表示只要我开始脱发，她就陪我剃光头。
妈妈这样决绝，倒把我吓了一跳，拼命说自己对光头没有一点心理负担，还吓唬她，「你的脸肉肉的，没有头发会显胖」。妈妈不为所动,直到得知男友要作为代表陪我剃头，才停止念叨。
第一次「大化疗」结束没几天，我在医生办公室外遇到一位头发乌黑的阿姨，被几位戴着毛线帽的病人簇拥着。原来是位化疗期间从未脱发的患者，正在传授经验。
头两周，我的头发还算安好。第 3 周的「小化疗」结束，洗头时，猛然发现脸盆里浮满了掉落的头发。已经掉下来的头发缠在其他头发上，裹成一个没有头绪的结。我越理越乱，只好叫妈妈帮忙。
还有浑身难以描述的疼痛。这种疼痛不像术后刀口愈合时那种「明晃晃的痛」，而是像无数蚂蚁钻进血管和骨头，啮咬、啃噬着，心脏也一阵阵地抽搐。
第 2 个疗程起，讲话声音大了，心跳就特别快，能持续整整一天。到了第 3 个疗程，肺功能受损，常常咳嗽。
最难熬的时候，我听到音乐都会反胃，抬手的力气也没有，看几眼手机都成了奢侈。能做的只有躺在床上，张着嘴努力喘气，像一条搁浅的鱼。一次「大化疗」前，想到那种痛苦，我甚至吓哭了。
一周两次血常规检查，一旦指标不好，就要打短效升白针，以增加白细胞。肩膀、手臂、腰背，哪里都痛，无论在做什么，每隔几分钟就得换个姿势。周周都要核酸检测，医院要求同时采集鼻、咽拭子，鼻子屡屡「被捅穿」。
此前采访癌症患者，常常听说病久了脾气会变坏。我时刻警惕，不愿予人口实。好像只要保持得体，自己得病的证据就少了一条。
我当惯了「社畜」，每天早上要喝一杯黑咖啡，不然怎么也醒不过来。妈妈不知道哪里看到的科普，说咖啡致癌，肿瘤病人更是万万喝不得。
好说歹说，双方各让一步，约定一周一杯。有次在快餐店，趁她去洗手间，我多点了一杯，不料动作太慢，被她发现。
趁着开注射单的机会，妈妈向医生大倒苦水：「甲胎蛋白 7000 多，一会要喝咖啡，一会想吃火锅，您说说她。」
从前我总是出差，和最亲密的朋友都要半年才能见上一面。生病后哪都去不了，见面的时间倒充裕起来。几乎每周都有朋友过来探视，两室一厅的小出租屋，最多时接待了 20 多人。
朋友们的礼物很有想象力。印象最深的是曾经一起租房的女孩寄来的诺基亚，高中时用来偷偷给暗恋对象发短信的那种。她在收件箱里预存了 100 条短信，不是段子，就是正能量语录。
「你每天看一条乐呵乐呵，看完了，化疗也就过去了。」她这样描述自己的匠心。虽然短信质量参差，但每次看到那部手机，都感觉心里暖暖的。
一些久未联系的朋友也在关心着我。有时接到微信，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回忆起对方的姓名和样貌。他们从世界各地寄来礼物，有位 10 年没见的朋友甚至寄来一头宰好的羊，让我补补身体。
一个相识多年的女孩为了鼓励我，也把头发剃得超短，还给我送了两本佐野洋子的书。佐野在 60 岁出头患癌，她在书里写道：「癌症是很好的病，该死的时候就死了。有很多比癌症更痛苦的病，像风湿，一步步地恶化，一直疼也治不好。」
留言的是大学好友小黑，我猜她是会错了意。果然，没过几天，她兴师动众地带着老公、女儿，从北京的西边跑到东边来看我，顺便把超市也「搬」了过来。两扇牛肩肉、一箱葡萄、一只烤鸡……真不知道，他们怎么从包里变出这么多东西。
想起几年前小黑结婚，我因为临时出差，没去成她的婚礼，顿时有些懊恼。换做现在的我，会不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一直以来，我在被善待时都会感到局促不安，担心无以为报。现在我终于相信，有些善意就是不求回报的。这个发现，大概是我生病后幸福感的主要来源吧。
从前我认为自己无所不能，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等着我去关注。无论爆炸、矿难还是恐袭，只要接到任务，我便马不停蹄奔赴现场。一个月出差 20 多天，也不会感到疲惫。
生病后，我连下楼买个水果都要做足心理建设，稍不留神，就可能在外面呕吐或晕厥。后来身体越来越弱，不需要去医院的时候，我几乎都在床上躺着，一边回想过去的经历，一边痛恨这折磨人的癌症。
稍微有些体力时，还是忍不住去看新闻和热搜。看到感兴趣的选题，就发给同事，催他们去做。同事因此调侃我是「魔鬼」。
我怎么可能不失落呢？每年报社的年终大会，我都要拿奖，现在却只能看着往日并肩作战的同伴跑在一线。我一件不落地阅读他们的作品，想让自己好受一些。
我长期锻炼，每周至少 3 次有氧运动，坚持了近 10 年。有条件时自己做饭，饮食尽量健康。几年前因为工作压力大，整个人陷入焦虑、抑郁，常常借酒浇愁。但通过调整和治疗，我已经走了出来，几乎不再饮酒。当然，身为一名记者，熬夜不可避免。但谁能完全不熬夜呢？
我只是这个城市中努力生活着的 2000 多万普通人之一，没有任何出格的生活习惯。我想不出，自己有比其他人更不健康的理由。为什么偏偏是我？
没人能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它就是这样突然而至。习惯了刨根问底的我，第一次体会到深刻的无力感。我不知道年轻人得癌症的概率是多少，但任何小概率事件，落到具体的个体身上，就是百分之百。
近几年，我一直给自己和家人购买大病医疗保险。2019 年底，我看中一款重疾险，计划好去香港买，被疫情耽搁了。
去年 5 月，旧的保险到期。我自信地认为，过不了多久就能去买重疾险。于是只把爸妈的保单续费，自己的保险却断了。
突如其来的疾病将我打醒，赶忙挑选还能购买的保险。我还恶补了各种医疗知识，做了一张表，什么年纪、什么情况需要做癌症筛查，筛查哪些项目，列得明明白白，发到各种群里。
朋友说我「活成了家庭群里大姑二姨的样子」。说归说，他们还是纷纷跑到医院体检，并把我的研究成果分享给了自己的亲人。
终于，4 个疗程的化疗后，医生告诉我，快要熬出头了。肿瘤标志物已经降到 20 以下，回归正常范围。做完第 5 个疗程，就可以算作康复。
父母担心我是否还能生育，跑去询问医生。医生说，我的生育能力还在，并建议我早些生育，「万一复发呢」。父母听后很紧张，我却还好。几年前，我就有不生小孩的想法了。
最后一次「大化疗」期间，早已调任到其它科室的主治医生专门回来探望我，叮嘱我往后好好爱惜身体。
2020 年的最后一个月，我的化疗彻底结束了。3 个多月下来，手臂被扎了上百针，但我熬了过来。
我立刻把好消息分享给朋友们。手术前在急诊科外陪我的几位同事，又嚷嚷着要庆祝。他们买好了《送你一朵小红花》的首映门票，要在 2020 年的最后一晚陪我去看。
我把大家的安排告诉妈妈，没想到一盆冷水泼来。「外面零下十几度，你的白细胞这么低，随便一场感冒就能要你半条命。那么艰难的化疗都熬过来了，不要功亏一篑行吗？」
我当然不情愿。好不容易熬到化疗结束，谁还想继续闷在家里？而且北京疫情又严峻了起来，我和父母计划元旦就动身回老家。如果这次不去，短期内都没有机会和朋友出去了。
「我不孝顺？」我的脑子瞬间空白。「我自己只舍得用二百块的电动牙刷，给你们买的是一千多块的。我连保险都只买了你们的，我哪里不孝顺？」
两人大吵一架。妈妈反问：「我跟你爸缺的是钱吗？」又责备道，如果我没生病，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和他们相处。我则不甘心，因为这场病完全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说不出话。我知道，妈妈和我一样，有无数情绪需要宣泄，但我既不愿成为那个出口，又想不出其他办法。
看电影的日子逐渐临近，我们谁也没有主动提起这个话题。如果不是听到另一个坏消息，只怕我们还要再争吵一番。
我大学时代的朋友 L，在体检时确诊白血病。他想找我聊聊，只有看电影的时段有空。我没有犹豫，向同事们请假爽约。
我手术时，她也是到了北京才知道真相。明明自己已经崩溃，还要帮忙瞒着爸爸。几天后，爸爸也来到北京，妈妈才告诉他。
可是等那阵子过去，我们就好了。不好也不行。我们跑到各个医院，比较治疗方案，找营养科的医生学习食谱。虽然不懂医学，我们也有出得上力的地方。
不要小瞧了我们的承受力。再大的困难，全家一起解决。再说这么大的事，真的瞒得住吗？如果我和她爸是自己发现的，那得多自责、多难受……」
我在心里暗骂自己幼稚，跑去抱住了她。那时我才发现，原本富态的妈妈已经变得消瘦，头发也白了一半。
回老家后，我恢复了锻炼的习惯。起初只能做些低强度的运动，比如下楼走走，后来体力逐渐回升，现在已经可以跳绳了。
时间多了起来，我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事情。从前没时间读的书、看的剧，慢慢补上，还捡起了画画的爱好。我很喜欢以色列的历史，一直想做相关的播客。过年时，这期节目也制作出炉。
前不久，我和男友去了广东旅游。广州、佛山、珠海、潮汕，这些城市都曾是出差的目的地，但我从未认真游览过。
我和男友去博物馆、沙滩、游乐场、步行街，按照攻略吃早茶和宵夜。很多广东女孩留着超短发，我的头发也长出了一些，再也没人对我的发型感到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