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年轻无畏，自认为英勇无敌，自信得膨胀，牛津还刚刚任命我做主任医师。随后，我又去沙特一家心脏中心主刀三个月。
一天早晨，一位年轻聪明的小儿心内科医生来手术室找我，他来自梅奥诊所，美国明尼苏达州一座世界闻名的医学中心。
他的开场白是：「我有个有趣的病例，你想看看吗？你以前肯定没见过这样的。」，紧接着又说：「可惜呀，你恐怕也做不了什么。」
他拿出一张普通的胸腔 X 光片，上面的心脏呈现为灰色的阴影，但在受过专门教育的人看来，它仍能透露关键信息。
很明显，这是一个幼童，他的心脏扩大而且长到了胸腔错误的一边。这是一种罕见的异常，称为「右位心」——正常心脏都位于胸腔左侧，他的却相反。
同时，在血管造影中，病人的左心室主动脉瓣的下方有一个巨大的团块，位置十分凶险，几乎截断了通向全身的血流。
男孩和他年轻的母亲是红十字会在阿曼和也门交界处发现的。在炙热的沙漠中，母子俩瘦骨嶙峋，浑身脱水，已经快不行了。
也门是个法外之地。她在那里受过强暴、虐待和残害。而且她是黑人，不是阿拉伯人。红十字会怀疑她是在索马里遭人绑架，然后被带到亚丁湾对岸卖作奴隶。
但是由于一个不寻常的原因，他们也没法确定她的经历：这个女人从不说话，一个字也不说。她也没有显出什么情绪，即使在疼痛中也没有。
梅奥男带我去了儿科加护病房，男孩还插着鼻饲管。他母亲就在儿子小床边的一只垫子上盘腿坐着，她日夜守护在儿子身边，始终不离。
她美得令我震惊。她有一头乌黑的长直发，消瘦的手臂环抱在胸前。她手指纤长，握紧包裹儿子的襁褓。这块珍贵的破布卷替男孩遮挡炽热的阳光，在沙漠的寒夜里给他保暖。
她的目光转向了我这个陌生人，这个她听人说起过的心脏外科医生。她的脑袋微微后仰，想要保持镇静，但颈底还是沁出一粒汗珠，蜿蜒地流到胸骨上窝。她焦虑起来，肾上腺素正在涌动。
我试着用阿拉伯语和她沟通，她抬起头来，大睁着眼睛，我知道她听懂了。她张开嘴唇，但还是说不出话。
当她掀开亚麻的襁褓，我不由吃了一惊。这孩子瘦得皮包骨头，肋骨一根根地凸在外面。他身上几乎没有一点脂肪，在胸壁下方，我能看见那颗古怪的心脏在搏动。
母亲爱惜地将亚麻布盖回他脸上。她在这世上已经一无所有，除了这个男孩和几片破布、几枚戒指。我心中不由升起了对母子俩的一股怜悯。我的身份是外科医生，但此时的我却被吸入了绝望的漩涡，客观和冷静都消失了。
我们找来了一个索马里口译，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但是她依然没有回应。我努力解释手术的复杂之处，她却好像没听见似的。这台手术的名称是「右位心的左心室流出道梗阻疏通术」，为了我的利益，后面跟了一个短句：「高风险病例！」
这使我在手术失败时不必担责，至少在纸面上是如此。我告诉母亲，这是男孩唯一的生存机会，她只要在同意书上确认就行了。
终于，她从我手中接过钢笔，在同意书上潦草写了几下，我叫梅奥男连署了知情同意，然后自己也签了字。
我始终没看文件，而是直直地望着她的眼睛，寻找许可的神情。这时的她，皮肤闪烁着汗水，肾上腺素喷涌，身体因焦虑而发颤。
我还没来得及品尝胜利的滋味，几个成人心内科医生就传来了一条消息：一台严重急诊外伤手术需要我马上再上台。
离开手术室时，我发现那位母亲正盘腿坐在走廊里，看上去孤零零的，分外凄凉。她已经在这里等了五个小时。不知道为什么她就是无法与人沟通，一腔情绪在体内积聚太久，我感觉她快要崩溃了。
他们终于拿走了她手里的那卷破布。她见到我，一下跳了起来，脸上现出恐慌的表情。手术成功了吗？我无需开口说话。我们目光交会，瞳孔对着瞳孔，网膜对着网膜。
去他的礼仪，去他的围观的心内科医生，我现在非向她表露感情不可了。于是我伸出一只黏乎乎的手，心想她是会跟我握手还是远远躲开。我的善意举动化解了紧张的气氛。她抓住我的手，控制不住地摇晃着。
在这整场溃败中，那位可怜的母亲始终待在病床旁边。她眼看着他们猛按儿子的胸膛，又眼看着电流使他小小的身子从床上弹起、痉挛。还好他只被电击了一下就除颤了。然而除颤后的滴滴声并没有给她多少宽慰。
我看见她时，她正紧紧捏着儿子的小手，眼泪从脸颊上滚落。之前护送他从手术室出来时她是那么快乐，而现在又是这么凄凉——我也一样。
我们已经走到了康复和死亡之间的那根细线上。病人的生死取决于专家的手段，取决于我们在之后的每一分钟、他每一次心跳期间的作为，我们必须对各种强力药物做平衡的调配，最大程度上发挥这颗可怜的小心脏的泵血能力。
因为长时间连接心肺机，男孩的肺部已经发炎硬化，血液中的氧气含量因此持续下降。他的肾脏也开始衰竭，需要透析疗法。
那位母亲不肯放我走。她的眼睛紧盯着我，泪水从高高的颧骨滑落。她强烈的分离焦虑几乎就要把我拉住，但这时我已经耗尽了体力，也害怕男孩要是死了该怎么办。
她在世上已经没有别的亲人。虽然我想表现得和善，但现在该退后一步了。你可以说这是职业的态度，也可以说我在自我保护，也许两样都有。
午夜早就过了，值班室窗外是重重屋顶，活动室连着可以仰望夜空的阳台。我茫然地望向天空，希望能望见英格兰，望见家乡。
我努力让大脑休息。梅奥男知道我明天早上还要给几个婴儿做手术，所以他们不到万不得已不会给我打电话。我急切地想见到那孩子身体好转，想摸着他暖暖小小的腿，看金黄色的液体流进导尿袋。
拂晓时分，宣礼塔上的召唤声把我叫醒。时间是五点半。重症监护病房昨晚没有打来电话，这让我有了一点谨慎的乐观。
她从孩子小小的身躯上拔掉了输液管和引流管，然后纵身跃入虚无，到天堂里追赶他去了。眼下他们都被送进阴冷的太平间，在死亡中再也不分离。
如果这是小说，大多数作者写到母亲自杀、在塔楼底发现两具尸体，就会结束这场两条脆弱生命的毁灭式悲剧。
我在一个技术员的协助下开始了工作。严格地说只有那孩子是我的病人。他的头部先撞到地面，头骨撞裂，脑子像掉在地板上的果冻一样碎开了。他没有出多少血，因为他在坠楼时已经死亡。
我问了一个关于脑部的重要问题：这孩子有结节性硬化症吗？这种脑部疾病往往与心脏的横纹肌瘤一起出现，它会造成痉挛，有可能促使了他死亡。
我自己动手拆掉缝合线，打开了他胸部的切口。我之前猜想他的起搏电线脱落了，我猜得对吗？这一点已经很难判断，因为他母亲在他死后把电线都拔了。
但线索还是有的：一个血块从右心房边上噗嗤一声掉了出来。从其他任何一个方面来看，这台手术都是成功的：肿瘤几乎完全摘除，梗阻也缓解了。
我的目光被那位母亲乌黑而破碎的身体吸引，它现在赤裸地横放在相邻的石板上，那样消瘦，却依然透出自尊。不幸中的大幸，她那美丽的头颅和修长的脖子没有损坏，曾经炯炯有神的眼睛现在大大睁着，但眼神已经黯淡，只是定定地望着天花板。
她的伤不用解剖就看得出来：一双胳膊折断了，两腿可怕地扭曲着，腹部因为肝脏创伤而隆起。从这么高的地方掉落没人活得下来，她也知道这一点。
她的左耳上方有一处愈合的颅骨骨折伤口，硬脑膜和下面的大脑都受到了破坏。其中就包括大脑皮层上负责说话的布洛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