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已知的死亡，我们该做些什么，才能给生命以平静、安详的告别？我们又如何预知，“已经到了说再见的时间”？
其妻给主治医生发消息，告知此事、感谢一直以来的看护。最后，她如是写道：“最后的日子，我俩每天都守在一起。该说的话都说了。”
约莫七八秒，一股恶臭散开，越来越浓烈。护工寻着味儿，发现其身下尽是污秽。护工一把掀开被子，嘟嘟囔囔地拿起脚盆，去接水。
忆及此，王阿姨的亲人都很懊恼：“没有人告诉我们，大便会要命！她走的时候，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
“多数人的逝世，都有个过程。很多患者、家属会问还剩多少日子，最后会是什么样，该做哪些准备。但，医学界对于临终期的时长和信号，没有完全统一的标准。”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宁晓红说。
有些医者认为，生命就一两天，那叫临终。有的认为，最后一两周是临终。也有的说，五六个月的生存期都属于临终范畴。
宁晓红从事肿瘤内科、老年医学专业多年，6年前正式开始钻研缓和医疗/安宁疗护。她表示，临终时长不一，对每个人也意义不同。界定这个概念，有两个重要意义：
一，帮助患者，了其心愿。“我们——医护服务提供者和家属——在这段时间里，应该用其希望的方式和状态，帮助其走完此生。我们要关注TA有什么未尽的愿望？躯体层面有无不适，疼痛或憋气吗？是否知道自己要走这个事实，能不能接受？”宁晓红说。
二，照顾家属的情感需求，帮助其面对亲人即将离世的现实，面对其间的痛苦、不舍和焦虑，从而好好生活。
“安宁疗护关注每个人面对死亡和未来不确定时，所出现的复杂情绪。因此，我们‘预言临终’，为的是每个人。而医务人员首先需要这类理念指导。”宁晓红说。
“这个理解并不准确。临终阶段，我们仍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给予其所需要的医疗帮助。目的是控制症状、减轻痛苦。让其在平静状态下，和这个世界告别。”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宁养病房主任王玉梅说。
患者B因病昏迷，失去自主进食的能力。不能吃了就鼻饲，不能鼻饲就输液，把水和能量送进去——家属和医护达成共识，一天六七次地，通过鼻饲管给B喂饭、喂水。家属还请医生增加输液量。
仅仅两天，患者B肉眼可见地肿起来。小腿一按一个坑。护士计算其每天的尿量，发现入量远远大于出量。家属又找到医生，“请加点利尿剂吧，尿不够呀。”
宁晓红指出，输液量一旦增加，久卧在床的患者就易多痰、水肿。这在临床上很常见。但不少医护仍这么做。其根源在于：大量医学教科书告诉医护“如何救人”，却没有教过大家，“如何让患者死亡时不痛苦”。
“临终期的医疗干预，围绕症状展开。”王玉梅以癌症患者的临终期干预为例，解释：针对部分癌痛剧烈的患者，核心干预是有效止痛，“患者自己说不难受，家人看TA状态平静”。
临终期的止痛药使用，包括口服、肌注、注射泵等。没有极量，不存在“药物说明书写着，每天最多200mg，再用就超标”的限定。
有些患者经历一切可用的止痛方法，仍然彻夜呻吟，身体不由自主地躁动、剧烈呕吐，可以考虑采用持续深度镇静治疗（CDS， continuous deep sedation）。
“这能让患者从无休止的疼痛、痛苦中，暂时解放出来、休息会儿。有时，我们会在晚上帮助其镇静、入睡，睡踏实了，早晨再唤TA醒来。”宁晓红说。
“我曾在ICU（重症监护室），会诊一名重症患者。发烧，肺里湿啰音，有黄痰，导致TA憋气难受。虽然预期生命有限，我们仍用了抗生素。目的是降体温、减少痰液，让TA感到舒适。”宁晓红说。
若用药后，烧没退，痰依然很多，或者出现皮疹、呕吐等严重副反应；亦或，换了两三个药，患者状态没有任何改善，那宁晓红会和患者、家属商榷：“这样使用抗生素，不能给TA带来舒适，咱们是否还要继续用下去？”
“对于预防性的、旨在减少远期并发症的药物，比如降脂药、钙片、各类保健品等，在生命终末期，应该逐渐减量，直至停用。最后，主要是使用改善症状的药，如止痛药、助眠药、通便药等。”宁晓红说。
但她深知，让所有医生明白这个道理并如此执行，并不是一件易事。“因为这些药吃着似乎没坏处。但停了，万一出现病情变化，谁都不愿意担责。”
死亡临近时，积聚在喉部或肺部的分泌物会伴随着呼吸，发出吼吼的响声。听起来，好像嗓子眼有口浓痰。似乎，不加处理，就可能堵住呼吸道、导致窒息。
此时吸痰，风险其实很大。一方面，可能损伤气道黏膜，导致出血，增加喉中液体的量。另一方面，吸痰管进入气管吸痰的时候，患者会非常痛苦。
宁晓红认为，较好的操作是：控制输液量。配合细致的口腔清洁和护理，清理口腔内分泌物。另外，变换体位、翻个身，也能减轻喉鸣声。
目前，宁晓红等人正在筹划、制作一本安宁疗护手册，旨在让民众了解，死亡降临的一系列信号和提示。“我们希望匡正社会对死亡的错误认知，也希望给大家减压，对临终期而言，没什么一定不行，或必须这么做。”宁晓红说。